编者按：随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全面启动,我国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难度大、压力大,许多问题没有现成答案,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为了尽可能地少走弯路,避免折腾,使改革的成效最大化,改革的风险最小化，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教育改革,做到统筹谋划,系统设计,循序渐进。
社会各界对教育改革试点工作充满期待。试点方案有哪些新亮点？改革力图在哪些方面取得新突破？怎样解决教育领域的老大难问题？新年伊始，正值“十二五”开局之时，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本刊约请有关专家，对重点领域综合改革试点（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民办教育）分析点评，畅谈自己对教改试点的展望和期盼。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陶西平——
关键在于新的突破
大力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确立的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为了推进这一目标的实施，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在全国不同类型地区确定了综合和单项的试点项目，项目的启动无疑将扎实有力地推动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
发展优质的民办教育，创新体制机制和育人模式，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办好一批高水平民办学校，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需求，这是民办教育新的神圣使命。
从当前看，有三个关键点需突破。
第一个关键点是试点地区的认识要统一到《教育规划纲要》上来。《教育规划纲要》的理念、导向并不一定完全被各级领导所深刻理解，《教育规划纲要》所提出的政策也不一定符合各地原来的做法。因此，将认识统一到《教育规划纲要》上来是试点的前提，否则极易产生试点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当前，对民办教育在我国教育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对发展民办教育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对大力支持民办教育发展，加强和改进对民办教育的管理等方面，不少地区存在着认识和实践上的滞后性。这就使得在试点过程中，容易产生口头上讲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精神，但在实际工作中又回归到陈旧的观念和做法上去的现象。
第二是试点地区要充分体现深化改革的精神。《教育规划纲要》的亮点之一就是确定了先行先试的改革项目，以改革试点探求解决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热点和难点之路。教育改革的试点应当秉承改革精神，发挥改革“试验田”作用，积极探索发挥教育功能和作用的新形式、新举措。试点方案不同于一般的工作方案，不应当以常规工作计划取代试点方案，而要针对当前发展民办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思路，有计划地付诸实施，并不断总结校正，以求取得解决问题的实效，从而为推动面上工作提供宝贵的借鉴。
三是要加强对改革试点的政策支持力度。当前民办教育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有民办学校法人属性、民办学校产权属性、学校办学自主权、教师权益保障、举办者合理回报、对民办学校的优惠政策、民办学校会计制度、对民办学校的监督管理、公共服务以及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类管理等10个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在政策上允许试点有所突破，进而对现行政策进行合理调整，则问题仍然无法解决，试点难以取得进展。因此，应当赋予试点地区更宽松的政策环境，特别是在探索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解决上一定要允许有更大的突破。
期待着试点地区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带来新的突破，为我国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希望。
（本报记者 赵婀娜整理）
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副所长余祖光——
职教迎来战略机遇期
职业教育的发展动力在于改革。这次改革试点的启动，正值职业教育的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
经过近年来的发展，我们已经成为世界职业教育大国，具备了大规模培养、培训的能力，但办学标准不高、基础能力不强、人才培养质量有待提高，职业教育结构与劳动市场反映出来的行业需求的吻合度还不够高。这些问题的实质是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还有不少体制机制的障碍，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实现制度创新，而且这些问题往往超越教育的范围，没有一个统揽全局的设计和立足区域的试点是完不成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的艰巨任务的。
改革试点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可行来自三个方面的基础，首先是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已经体现在将职业教育初步纳入规划、纳入公共服务，公共财政投入正在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主导作用，职业教育的公益属性和政府履责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其次是教育部门主动与产业部门对话、合作，发挥行业对职业教育中的指导作用。过去的一年教育界与行业大型对话活动就开展了五次，职业院校与企业人才供求双方在一个屋檐下共谋发展。通过建立以行业、企业人员为主的职业教育改革咨询机构，以职业资格标准为依据修订职业教育的专业目录，推动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深度发展，以改革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第三是随着职业学校学生资助体系的建立，示范性职业院校、示范性实训基地和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显著增强，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已更加坚实。
因此，我相信,改革试点有望取得一些影响全局的突破。地方党委、政府的深度介入，可以形成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的多方职业教育合力，通过经济、就业和职业教育的政策组合，可以突破管理、办学体制的难点问题，明显改善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环境，如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管理的一体化。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整个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有利于构建中高职衔接与其他教育沟通的人才成长立交桥。由于职业教育体系、办学体制、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规范建设和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的联动效应，由于东中西部地区改革试点的相互促进，形成了梯度推进、波浪前进的大格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一旦职业教育的体制改革与职业教育的功能提升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也将离我们越来越近。
（本报记者 张 烁整理）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中国一流大学的文化自觉
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端，在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启动的当下，展望中国高等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大学校长，必须考虑到10到20年之后。到那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必定进一步提高，将真正承担起负责任的大国身份。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和中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一流大学到底该怎样建设。
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长期处于学习、模仿、追随的状态。十几年前开始的一流大学建设，更是如此。人们通常会认为，发展中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里的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会具有某种“后发优势”，但这种“后发优势”并不是必然的。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M. Olson）甚至有“后发劣势”的提法，即落后国家如果只是一味地局限在对发达国家某些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虽然可在短期内发展得非常快，但会给长期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也可能会失败。
中国教育现代化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当前的教育系统延续的是近代以来的新学传统，其实质是模仿西方建立起来的一种后发外生模式。这一点发人深省。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大学发展仍旧停留在模仿、追随的水平上，我们怎么可能真正跻身于世界知识体系的中心和前沿。而如果我们不能站在世界知识体系的中心和前沿，所谓世界一流大学那就只能是空谈。更何况，我们一流大学建设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还要努力适应中国正在形成的世界性大国的地位、责任和影响，还要努力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刻要求。所以，我们有必要去认真思考如何突破“后发劣势”。
我想，突破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一流大学建设一定要走出中国特色的新路。中国有着悠久而又坚实的教育、学术传统。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些传统或中断、或湮没。今天，在全球化和现代文明的背景下，这些宝贵的传统应该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发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再局限于后发外生模式，实现从理念、范式到制度、环境的根本性创新，并形成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
一般说起世界各国大学的成功，往往涉及两个基本前提：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而对于今天中国的一流大学建设来说，还必须加上一条，这就是文化自觉。中国办的大学，应该办成“中国的”大学，而不是“在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应该是在文化、思想和学术上独立自主的大学，应该是坚守并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大学，而不是西方大学的附庸或学舌之鹦鹉。
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应更自觉地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切入去寻找制度创新的生长点,并最终发展出不同于西方大学制度的新制度、新模式。我相信，中国模式的世界一流大学一定要建立在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之上，一定要植根于坚实的本土学术传统和教育传统之中。
中国的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面临着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在全球视野下宏大的中国文化发展和传播战略。这是一个只有一流大学才能承担起来的文化担当。这种文化担当，一方面固然体现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坚守和传承，体现为对社会精神和文化的守护和引领；另一方面，也必然体现为在全球化和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多元文化的整合和创新。
我们期盼，从现在，借由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启动的契机，经过十年奋斗，中国的一流大学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能初步创造出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为中国的发展、为中国和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担当起神圣的文化使命。
（本报记者 赵婀娜整理）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
基础教育应从基础上改
随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全面启动，新时期新阶段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已经明确。在专项改革的10大试点任务中，基础教育就有3项，分量重，任务重。作为基础教育的研究者、管理者，我对我国未来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有五点殷切期盼：
全面建立更加完善的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无论是长期困扰我国基础教育的“择校”热，还是近年凸显的幼儿“入园难”，以及日益引起国人关注的教育公平，都与我国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息息相关。在建立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方面，应当坚持三个原则：强化资源配置的公平，坚持资源配置标准化；强化教育机会均等，坚持大力资助贫困家庭；强化资源分配的公平， 在优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优先满足弱势家庭、贫困家庭女子入学、入园。
努力突破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仍面临很多困扰，这与长期以来无法突破的体制障碍直接相关。具体说来有“五难”：即专业化难、监管难、考核难、公开难、问责难。
没有教育情怀的人、不懂教育的人办不好教育。可是，懂教育的人从哪里来？谁来管？因此，亟须建立地方教育局长和中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制度，实现教育部门管资格、人事部门管任用的“分权”体制。在试点过程中，应当强化依法管理，用法律来规范教育行为；强化公众参与管理，让公众监督中小学教育；强化公共财政拨款制度改革，用财政拨款引领基础教育改革；强化信息管理，通过教育发展数据的公开，引领各地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以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为突破口，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是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应当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着力建立健全中小学校校长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校长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中小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机制、家长和社区参与学校管理机制。推进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
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多年来，我们强调素质教育，就是全面发展，就是促进德智体美四者有机结合。素质教育是培养全面人才的基础，杰出人才必须是全面发展的人，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为此，必须坚持必修课程学习与选修课程学习相结合，知识学习与思维教学相结合，制度学习与自主学习相结合，书本学习与实践学习相结合，学校学习与家庭学习、社会学习相结合。
把高校考试招生改革系统纳入基础教育综合改革。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毕竟是影响和引领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闸门”，必须把高校考试招生改革系统纳入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我特别希望教育部加快高校招生分类考试制度改革，推进高校招生多元标准录取制度改革， 尽快完善高校自主招生制度改革，积极推进高校招生考试科目和命题内容改革，坚持和完善高校考试招生改革弱势补偿政策。
| 
